二十二（3）
她又说：“我们家那时也是开药行呢。你还记得吗？你父亲当年把其它几家药行的参茸等名贵药材买去，摆在百泰堂的玻璃橱柜里，标明售价，让顾客明白你们的售价比我们家药行的价格便宜。哎呀，你父亲这一招好毒啊，把我家药行的生意都抢光啦.......”
这件事我倒是有印象。我记得祖父曾经劝阻过父亲，但我父亲坚持要这样做。
我在小女儿那里没住两天，渐渐地，我感到情况有些不妙。生产队的知青，原来见了我都热情打招呼，现在见了我都不理我了。生产队的社员见了我，也像见了怪物一样。我小女儿也问我：“妈，我外公是不是发过国难财？”
我莫名其妙：“什么国难财？”
我小女儿说：“这里的人私下里议论，说我外公在常德滨湖地区发洪水的那一年，故意抬高价格，售卖百泰堂研制的散疫丹，发了一笔横财。还有，我外公的百泰堂药行被顾客称为‘漆黑店’，卖劣质药材害死过人......”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民国二十年，洞庭湖滨洪水泛滥成灾，时疫流行，我祖父派出店员，深入灾民家里，免费赠送“散疫丹”。同时，还把药送到各慈善堂，让他们代我们广为散发，不取分文，救了不少人的命。这在当年，是常德城里人人称颂的一件善举，现在怎么成了发国难财呢？
很快，大队民兵开始找上门来，问我丈夫是不是因为罪大恶极而被人民政府处决了？
我的胸口又开始怦怦跳了起来，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隔壁那个婆娘造的谣。可是，我现在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呀。
第二天清早，我小女儿到田里出工去了，我还在床上睡觉，房里忽然闯进了几个孩子，每人手里拿着一根竹条，朝我的床上抽打，一边喊道：“地主婆，睡懒觉，剥削人，罪难饶，打死你这个黄世仁！打死你这个彭霸天！打死你这个南霸天！......”
当天下午，阶级斗争现场会就在田间举行。生产队强令我挂上一块木牌，跪在水田里。
我一直跪到天快黑。
生产队长恶狠狠地对我说：“你女儿不听话，嘴巴比刘胡兰还能说。我好心劝她嫁给我侄子，她竟然嫌我侄子文化低！哼！斗争大会明天接着开，一直开到你女儿答应嫁给我侄子为止......”
我知道我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等天一黑，我就开始逃跑了。菖蒲那个地方的山真多。我翻过一座山，又翻过一座山。我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跑着，半夜里，我迷了路，在大山里转来转去，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我就靠着一棵大树坐着。无名鸟发出一声声疹人的叫声。
我想：“会不会有狼过来呢？”
我又想：“唉，叫狼吃了正好，反正这个世界没有我的容身之处。”我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亮以后，我又开始继续逃亡。我也不知道自己要逃到哪里去。哪里偏僻，我就往哪里躲。有时睡在山洞里，有时睡在社员的屋檐下。饿了就跟好心人讨口饭吃，或是在山野采些野果。遇到有病人的人家，我会帮病人看病。病人的家人为了答谢我，会给我一小包米，或是几个红薯，几个包谷，甚至会留我在他们家里住一晚。
有时遇到民兵查证明，他们会把我抓去关几天，最后又只好把我这个老婆子放了出来。出来后，我又继续流浪，我渐渐适应了这样的生活，我再也没有想过要回常德。在桥下的涵洞里，我睡得比在常德城里还要安稳。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
有一次，我流浪到了安乡县安全公社。在长乐大队，有一位老婆婆，头和腰都无法伸直，身子长年蜷缩着，我拿出随手带的不锈钢针，给她扎了唇中、三阴交、肾玉这三个穴位，病人很快就可以站起来了。
一个十多岁的姑娘，乳房糜烂。我采来芙蓉花，捣碎后敷在她的患处。不久，这个姑娘的乳房就好了。
在榆树生产队，有一个妇女牙疼得睡不着。我就到田野里去捉来几只癞蛤蟆，用刀刮它们的眉棱处，那里会渗出少许桔黄色的浆液。我把这些浆液收集在酒盅里，再把浆液晒干，制成了蟾蜍酥。我把蟾蜍酥放进那个妇女的牙洞里，那个妇女的牙就不再疼了。
我在安全公社有了名气，许多社员都来找我看病。从社员的口中，我得知这里有个朝鲜女人，她患气管炎好多年了。他们问我敢不敢给她看病。
我问：“为什么不敢给她治病？”
他们说：“这个朝鲜女人是个女特务。”
又有人说：“其实她在日军中当过慰安妇，是个**。”
这个朝鲜女人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我找到她家，发现她同安全公社本地女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她个子娇小，头发花白，慈眉善目，完全不像四十多岁的女人。她说安乡话跟当地人说得一样。
我问明了她的病情，告诉她一个偏方：用刚出生的乳猪，伴冰糖蒸熟后服用。她用我的偏方治好了气管炎。很快，我和她成了朋友，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去她家坐坐，听她聊她的身世。她也乐意跟我讲她的经历。
她叫金姬顺，十二岁时随父亲来到中国沈阳，进了日本人创办的“朝日女校”读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满铁道医院”担任助产士。后来，经过一个朝鲜技工的介绍，认识了在国民党部队当排长的吴连长。辽沈战役后，国民党驻东北的军队土崩瓦解，吴连生决定离开国民党部队，他带着金姬顺，回到了湖南安乡老家。
在安乡老家，农村缺医少药，妇女生孩子都是土法接生。有一天，邻居有一个孕妇生孩子，由于难产，痛得哭天喊地。金姬顺采取人工引产的方法，使孩子顺利分娩。
不过，婴儿降生后仍处于窒息状态，不哭不动，全身发紫。按照当地的旧习，这样的婴儿是要当作死婴埋掉的。金姬顺却没有放弃。她先是口对口地为婴儿作了人工呼吸，再用手轻轻扣出他嘴的血块，然后倒提着他，在他屁股上连击两掌，婴儿终于哇地一声啼哭起来。
这次接生让金姬顺名声大振，远近一带的产妇都喊她接生。当地人都夸她：“想不到这个外国人还是个送子观音。”
不过，她当“送子观音”的风光日子没过几年，厄运就开始降临了。在反右运动中，她的丈夫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她成了反革命家属。
接下来是三年苦日子，公共食堂里顿顿都是红薯汤。她饿得走路摇摇晃晃，得了“夜盲症”，手上的青筋凸出来，脸上只有骨头没有肉。她刚出生的女儿没有食物吃，饿死了。
熬过三年苦日子之后，接下来就是“四清”。“四清”清理出了她这个女特务。工作队的人在她房前屋后挖地三尺，想要找出发报机。生产队的孩子用弹弓射她，一边喊道：“女特务，你把发报机藏在哪里了？赶快交出来！”
这些孩子，有好几个出生时都是她接生的。
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最让金姬顺搞不懂的就是这“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
有一次，她悄悄问我：“你说说，上面号召我们搞阶级斗争，到底是要下面的人真搞呢，还是假搞？”
哎呀，到底是个外国人，思路跟中国人就是不一样。我头一次听到这样奇怪的问题，感到莫名其妙。
她又说：“要是真搞呢，就认真地搞，扎实地搞。要是假搞呢，那就当是演戏，好好地演。问题在于：有时候看起来是像在真搞，结果却是在演戏；有时候看起来像是演戏，结果却让人死不瞑目。你永远琢磨不透这阶级斗争什么时候是真搞，什么时候是假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