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睡梦中被电话闹醒时，心里非常地气恼，平时睡眠一向很浅，一旦被搅醒，便再也不能继续入睡。如今疫情严重，我封闭在家无法出去散步锻炼，黑白颠倒更是昏头昏脑，偏偏现在有人非要三更半夜地乘人入睡时骚扰。我决定不予理睬，伸手去抓床头柜上兀自震动不已的手机。但就在我把它拿到准备关机时，眼睛的余光看到的好像是姐姐的名字。我心头的怒气连同睡意顿时消了大半，赶忙打开灯，接通了电话。刚一接通，就听姐姐一边嚎啕大哭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叫道：二弟耶，出事了出事了！你快救救虫虫！他们要把她抓走了，正在用斧子砸她的门哟！

  我是家里兄弟姐妹中唯一读到了高中并考上了大学而且在北京工作的孩子，小到我们家，大到整个村镇，乃至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亲戚，只要有什么牵扯到官老爷的事不能解决，就会找我，因为北京对他们来说就是大官们为民做主的地方，何况我还在中央工作？他们不知道我其实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部门的一个无权无势的小职员。但对姐姐我有着特别的感情，即使事情没有这么严重和紧急，我也会竭尽全力地满足她的请求。

  姐姐是受过伤害的人，我曾亲眼看见她像动物一样被残忍地虐待。

  那时我刚上高中，有天放学回家，惊讶地发现妈妈在做晚饭，平时这个时间她不是在田里就是在地里，做晚饭是我放学后该干的活。我正要询问，发现姐姐正坐在灶台后添柴加火。原来是她从婆家回来了。晚上吃饭时聊了什么，我已不记得了，留在记忆里的只有我和妈妈后来的对话。我们有这个对话是因为妈妈做了两个蒸鸡蛋，但不允许我吃，她自己也一口未沾，都给了姐姐。姐姐走后，妈妈叹了口气，对我说：“你姐姐又怀孕了，馋得慌，家里一天三顿尽吃咸菜，她回来是想讨口荤的。我们家现在哪有钱去买荤菜？只能蒸两个鸡蛋给她吃。我知道她也没吃好。”我当然知道我们家的底子，自从父亲英年早逝，我们就落到了社会的底层，就连与别人换劳力耕种收割都会遭受白眼，因为我作为男孩还没有多少力气。但我完全理解姐姐嘴馋。我当时正在发育，长身体，每天上课总是因为想着吃的而不能专心听讲，早餐倒是吃了泡水的锅巴因为不好消化并不会饥饿，但到了下午和晚上，往往会饿得心慌。有一次做晚饭时，我偷了一个鸡蛋，塞到柴灶里，想把它烧熟了吃，没想到它在柴火里会爆炸，我赶忙把它扒拉出来，连灰也来不及吹干净，就塞进嘴里，把喉咙烫得晚饭也没怎么吃。几天后，妈妈准备拿几个鸡蛋去换盐巴时，才发现少了一个，她只是问了问我，并没有再追究。我当然知道鸡蛋是我们家的最大财产，母亲用它来换取油盐，也用它来预备我下一个学期的学费。

  那天晚上，我从妈妈的愁容里看得出，她肯定还有别的什么心事，如果只是因为姐姐没有吃到荤腥，她不会在姐姐离开后就一直愁眉不展。答案是在四个月后解开的。那一天深夜，我正在做作业，妈妈在做针线。我忽然听到窗外有人在小声地喊我的小名，我有些害怕，去告诉了妈妈。开了门，是姐姐。我正纳闷她为什么这么晚还要过来，而且一副鬼鬼祟祟的模样，却发现她的肚子比往常大了好多。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她是为了不被抓去堕胎到我家来躲藏的。姐姐已经生了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名叫童童，但姐姐的舌头有些残缺，说话漏风，总是把她喊成虫虫，所有同村的孩子也这样叫开了。姐姐不止是舌头有些残疾，她的右眼也看不见。有一年冬天，那时她才三岁，我们村长的儿子为了抢着取暖，把她推倒在火盆上，等到妈妈听到哭声跑过来，把她嘴里和眼里炙热的木炭掸掉时，她的舌头和眼珠已经被烧坏了。姐姐最终嫁到了几十里外的山沟里，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光棍，但他的哥哥已经有了一个儿子，所以姐姐家即使第一胎是女儿，按照计划生育政策，也不准再生第二个孩子。

一个月后，也是在吃晚饭的时间，一伙不知道什么身份的人来到我家，说要找姐姐。妈妈说，你们找她不去她家，来我家做什么？领头的很不客气：她没有家了！她的家已经被抄了被拆了！你要不把她交出来，你这个屋子我们也要拆。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姐夫已经被抓走关到了派出所的号子里，童童被送到了她奶奶家。我也不知道，是姐姐的嫂子把她报告给了乡政府的计生办，因为她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平时就用赠送免费卫生巾来掌握村里所有育龄妇女的生理周期，知道谁没来例假谁怀了孕。据姐姐说，计生办的人已经骚扰她有两个多月了，要强行把她抓到镇上去做流产和结扎。“你生下童童不就已经结扎了吗？”妈妈问。姐姐说她也不知道怎么又怀上了，既然这是天意，她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

那伙人没再理睬妈妈的争辩，推开我们，开始在屋里翻箱倒柜地寻找起来。他们当然找不到人，因为姐姐躲在屋后的猪圈里，平时三餐都是我们送过去。“你跟你女儿说，她要不来自首，她老公就会一直关着没吃没喝直到饿死。再过一个礼拜，我们也要把你抓走，再把你这儿子抓走！还要把你们家的屋子给拆了。”我当时被巨大的恐惧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但妈妈觉得这伙人是虚张声势，还在说：你们找不到人，跟我这做娘的来较什么劲？

姐姐觉得在这里躲下去会连累我们，于是在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她独自离开了。但这并没有洗清我们的嫌疑，妈妈还是连同家里所有的鸡和值钱的东西一起被带走了。我真的很担心，再过两个礼拜，他们要是再找不到姐姐，真的会把我也抓走，把我们的屋子给拆了。一个月前，他们就是这样对待姐姐一家的。妈妈进了号子，我只好辍学照顾田地，以免秧苗和豆苗旱死。就这样过了将近一个月，姐姐乘着月色又回到了我家。她说这一段她就住在屋后的一个山洞里，靠泉水和野菜野果子活命。回来后，她还是躲在猪圈里，但平时会在我忙活田地时帮着做饭，没想到炊烟暴露了她。我在门口的田里干活，竟然没有注意到有那么多人到了我家，听到哭喊声才知道他们已经破门而入，把姐姐按在厨房冰冷的水泥地上。姐姐拼命反抗，但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就像叉着一头猪一样把她抬到了镇上的卫生所。

再次见到姐姐是两个月后，妈妈用红布包了六个藏在米桶里的鸡蛋，带我去看她。当她从床上坐起来吃鸡蛋时，我才发现不止是脸上她的手臂也都是抓痕和大片的青紫。她一边吃一边又哭了起来：孩子流下来还是活的，都成了人样了。接着她又抹了把鼻涕：要是不流，今天就是她的预产期。妈妈没有看她，只是说：只要大人没事就好，你看我们村老龚家的媳妇，堕胎后人都疯了，整个成了废人，家里人都把她当作丢人的累赘。

当我半夜听到电话里姐姐的哭喊，说有人正在用斧头砍童童的房门要把她带走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童童怀孕了要被抓去堕胎？但又觉得不对，因为童童刚刚结婚，还没有孩子，而且她曾明确地跟她妈妈说，她不想要孩子，“城里头什么都贵，我连房子都买不起，哪有钱养孩子？”即使姐姐说可以送到老家帮着带，童童也毫不动摇，“我好不容易从老家跑到省城，在这里活下来，还把孩子送回那个山沟？那我们祖祖辈辈命运不还是改变不了？”

我定了定神，把嘴靠近手机的话筒：“姐，你说清楚一点，童童她到底怎么了？”

  “虫虫要被抓到方舱里去了！”

  “她是阳性了吗？”

  “她说每天都测了核算，都是阴的，但上门的警察说，他们得到防疫办的命令，说她是阳性，必须马上送到方舱隔离。”

我有些不高兴，加重了语气：“既然防疫办说是阳性，要她去方舱，那她去不就得了！”我之前已经听说了童童那幢楼两周前检测出了一个阳性感染者，整栋楼已经被隔离起来，封锁的那一天，童童的新婚丈夫正好从外地回来，家近在咫尺，却不得其门而入。姐姐可能听出了我口气里的不快，便说：我也不清楚，她刚刚给我电话，听着声音像是要出人命，我就赶紧给你打了。我挂了，你给她打过去问问。要是真阳性，就劝劝她。

童童的电话刚一接通，嘈杂的吵闹声混杂着噼噼啪啪的砸门声还有什么铁器的敲打声震得我耳朵都跟着鸣叫起来，我赶忙把免提打开，将手机放到被子上，可着嗓门喊道：童童，你那怎么了？你妈说他们要送你去方舱？

  “舅舅，我天天测，报告都说是阴性，门外这些警察非说我是阳性，非要现在这深更半夜地就把我抓到方舱去。”

  “那你跟他们对抗也不是办法。你就先跟他们去方舱，然后再想办法，是不是会好点？”

  “我不能去，舅舅！你没看那些转播还有图片吗？方舱根本就住不了人，上厕所要抢，吃的喝的睡的都要去抢，我一个女的，哪抢得过别人？吃不饱睡不好都不要紧，我本来阴性，进去不就被感染真的成阳性了？即使治好了，回来也是什么都没了。我楼下江西那个男的，前两天拿着方舱给的证明回来，房东不让他进门，说房子不租给他了，居委会当然帮着房东，根本不让他进楼，他现在还住在对面的马路上呢。我一个女孩子可不能。。。。。。”

话没说完，我就听见一声巨大的声响，然后是童童的尖叫，还有好像是洗脚盆被敲打的声音。我对这个声音很熟悉，那是我们家的一个搪瓷脚盆，是爸爸去世前被评为劳动模范得到的奖品，姐姐出嫁时带去了她们家，童童结婚时又给了她。我小时候曾用木根敲打它吓走了一只试图抓走小鸡的老鹰和一条狼。我抓起手机，把嘴贴在屏幕上可劲地喊：喂！喂！童童！你怎么了，童童？

这时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问：“你谁呀？”

我降低了嗓门，用正常的语气回到：“我叫蒋中子，是她舅舅。”

  “哦，你是中子吧？”

  “是，是我。您是？”

  “我是努柴呀！”

我想起来了，努柴是姐姐嫂子的儿子，自从被强行堕胎后，姐姐就与这个亲戚断绝了来往，但这位妇女主任倒是找过我不少次，请我帮忙给她儿子找个好工作。努柴甚至到北京在我这儿住了几天。我当然无法给他找一个有编制的有头有脸的光鲜职位，介绍的那些零工他干了几天就跑了，最后还是她妈妈通过关系让他在家乡派出所当上了辅警。他现在怎么跑到省城执法来了？

  “叔，现在疫情紧，我们从地方借调到省城了。虫虫呢，她在阳性名单上，我们必须把她送进方舱。我只管抓人送进去，到里面我就不管了。”

我一宿未睡，第二天决定去找老同学，他在一个权力更大的中央部门工作，虽然也像我一样是个无权无势的小人物，但他说不定能给我一些建议帮到我的外侄女。天刚麻麻亮，我就戴好口罩，拿上核算检测证明，坐进了地铁。我以前也去过老同学那儿，只要四五站路就到了。走出地铁口时，我看见外面站着一排警察，已经有两三位外地人模样的老者被拷上了手铐，蹲在地上，我正纳闷他们是不是违反了防疫规定，自己也被拦了下来：“身份证！”我连忙解释：“不好意思，忘了带了。出门走得急，就记着带核算证明了。”

“我是问你要身份证，别给我扯什么证明。没有身份证，户口本有吗？”

“实在不好意思！我是集体户口，单位从来没给我发过户口本。”

“你听听！还‘单位’！给我蹲下！把手放到脑子后面！”

“大哥！我在这儿工作，真的！单位是中央。。。局，不信你打电话核实一下。”

“就你这农民模样，什么身份都没有，还吹牛在中央工作！你以为我们都是傻子，是吧？”确实，我来自农村，身形样貌仍然是个农民工的样子，穿着也极其普通，在天子脚下工作了四年，也依然没有学会北京人的卷舌，走在街上或者进了商店，经常受到白眼，我也知道在这个城市的眼中我就是个农民。

被关到拘留所后，我才知道，跟我一起被抓的都是来京的上访者。夜里，睡在冰凉的地板上，我辗转想着童童在方舱里会怎么样，姐姐到现在既没有女儿的音信，也没有我的回音，她是不是很焦急。到了后半夜，我开始思考自己，琢磨着将来的出路。这么多年来，我从山村走进城市，又从城市走进首都，但依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像姐姐在乡村被捆绑着挖去肚子里的小生命，像外侄女在省城被砸破门扭送到方舱，我们甚至都不能掌握自己的身体。我们屠杀婴儿，绑架老幼，依着集体的名义，而我们正是这集体的一员。我宁愿离开这样的集体，继续前行，寻找另外一个所在，那里，每一个生命都会受到爱护，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那里，躯体的自由伴随着思想的解放，常识和良知就像阳光一样射进每一个角落，照亮每一个人的脸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