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坛上下来的鲁迅
鲁迅伟大，我讨厌某些人以“思想解放”为名给伟人泼脏水；但是，我亦不同意将鲁迅视为“顶峰”。鲁迅亦是人，而非神，也脱不了局限!为此，我亦来抛砖引玉：
——对辛亥革命志士的批判有偏激之处。鲁迅的大部分小说，都有重点批判辛亥革命不彻底的文旨。这在当时，是看对了病症的。但是，当时的中国仁人志士却是无法一时之间办到的。事实上，其后中共“唤起民众”，应该是最彻底的了。但是，从湖南农运起到如今的“三讲”，七、八十载过去了。难道今日的神州大地，便没有阿Q、孔乙己、祥林嫂了吗?要不，为什么还有如此之千万大众拜倒在**的邪教脚下而不能自拔?纵观中国现代、当代史，我认为鲁迅的眼光尚可更深远些，不能把全部责任归到辛亥革命志士上。
——鲁迅与郭沫若等人的争斗。上文讲到，争斗是必要的；但我认为，情绪化的小动作则无必要。郭沫若等骂鲁迅“封建余孽”、“醉眼朦胧”，自然讨厌；但鲁迅也无必要“半斤八两”，回敬以“才子加流氓”之属。这，似乎给人缺乏大家气度，有睚眦必报之嫌。
——鲁迅后期杂文的偏激情绪。他后期与中共并肩战斗，杂文如匕首投枪，的确战斗力强。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其在尖锐复杂斗争中难于避免的急功近利而导致的偏激情绪，从而造成令人遗憾的片面。比如，对梁实秋的回击，有必要；但大家都是文学家，且梁的为文，尚比较客气与含蓄；然而，鲁迅劈头劈面即“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缺乏大家风度，且有点“过度反击”的味道，难免让公允者产生某种逆反心理。又如，鲁迅批驳梁实秋的“文学应当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就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那个特定年代而言，自然鲁迅正确。但是，梁以莎士比亚为例，到底应怎么看呢？莎并非无产阶级作家，其作品自非无产阶级文学；然而，的确受到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读者喜爱。这，又当何解?还有，即是在阶级斗争尖锐年代，阶级性也不等同人性(最多说成阶级性决定人性)；而在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和平、发展为主流的时代，人性又如何体现?何况，文学和日常的出汗的确没有内在联系……这些，在大思想家、大文学的鲁迅作品中，均不甚了了。
让我们再来探讨他一下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轨迹，或许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前进有启发。我认为，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主要体现在其前期，亦即为五四时期；作为革命家的鲁迅，则体现在其后期，与中共的并肩战斗，为中共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就文学的形象、本质、审美功能而言，后期虽有不少亮点，但因阶级斗争的急功近利性掩盖了文学本质的深远性、审美性，就其不朽价值而言，自然逊于前期!对这一点，就目前“大气候”而言，也许不容于主流；但作为学术，我有探讨的权利，并在一定的空间内有说话的权利。要不，真的没“**”了么?
还是看事实。先看鲁迅对共产党的认识。我在上面讲过，在中国，启蒙让位于救亡，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思想的中国让位于革命的中国，这是历史的抉择。问题是，为了救亡，千千万万的阿Q、祥林嫂、华老栓加入了革命队伍，斗地主分田地，打日本，自然坚决。但是，其“愚弱”，其“精神胜利法”，并非随“三座大山”的推倒而消失，穿上军装的阿Q，当了官的阿Q，当“太爷”、“土皇帝”的阿Q……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吗?农民意识，“愚弱”怪影，上至伟人，下至百姓，谁能幸免?对此，鲁迅不仅未反映，就是在后期尖锐的杂文中，也未能明示!
再看当时中共及国际共运情况。代表中国光明未来的，当时是中共；但中共也非十全十美，其弊病亦十分明显：一、宗派主义。鲁迅便受“四条汉子”之苦。草创阶段则如此，掌天下后怎么**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却未作深远的思考!二、左祸横行的“国际共运”——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杀、杀、杀!从杀死列宁的好学生布哈林到杀千千万万的新老布尔什维克，让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中共内部的反“AB团”、“肃反”、“斗争”，又杀、杀、杀!杀害了多少好同志!我想，受五四精神洗礼的鲁迅，其惯用的“解剖”，怎么不见了呢?他不能对此一无所闻吧?三、对苏区的“舆论一律”未见论及。思想一律，不同意见不能发表，万马齐喑，一般人尚难认同；但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对苏共、中共如此之“一律”，未闻乎?回避乎?总之，未见其任何道及!
再看他对日本的态度。鲁迅生前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国破家亡时刻，面对如此之民族大敌，他竟然没有多少回击侵略者的文字，他最主要的矛头还是国民党。这不能不让人纳闷：是不是日本恩师野藤和在上海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 （实为日本文化特务）的厚待冲淡了中国人应有的民族大义呢？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举国愤慨，同声讨伐。
接着，淞沪抗战。国难当头，举国愤怒声讨日本侵略。
我们纵看鲁迅文章，骂日本侵略的文章非常少；倒是一贯对国民政府恨之入骨，攻击揭露文字连篇累牍的！
原因何在？据愚见——
1893年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被捕入狱。 他自小失去父爱，倒是久病父亲让他在家庭的困境里，受尽人间冷凉；而在日本留学学医期间，日本“举国上下都弥漫着鄙视中国人的风气”，藤野先生不但不歧视他，反而对他这个中国学生特别热情、友好与尊重，这当然会令饱受歧视的鲁迅终生怀念与感激。而且，藤野先生的敬业、细腻、博学、善良等人格深受鲁迅感动。在日本，他的老师藤野倒是给了鲁迅的恩师加父爱的温暖和关怀。
他有难时，是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及时救助；而档案材料证明，内山完造就是日本高级文化特务！鲁迅的上海十年，主要是受日本特务内山完造利诱而胁制的十年，内山完造超热心地帮鲁迅，投桃报李，心知肚明，你情我愿。
1932年日本军入侵上海——也就是凇沪抗战，鲁迅挟全家老小躲到外国租界日本人内山完造的书店里，中国军民浴血抗日，上海文化各界都在声援抗日，宋庆龄亲自上街头鼓励中国将士，鲁迅在干什么？在外国租界“青莲阁邀妓来坐，与以一元”——（鲁迅日记2月16日）。鲁迅生前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国破家亡时刻，面对如此之民族大敌，他竟然没有多少回击侵略者的文字，他最主要的矛头还是国民党。这不能不让人纳闷：是不是日本恩师野藤和在上海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 （实为日本文化特务）的厚待冲淡了中国人应有的民族大义呢？？？
让我再换个角度，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对鲁迅评价的政治功利性，亦能说明问题。毛主席说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思想家和革命家。按句式，当然是放在后面的才最高。后面两个“家”，其实可合为一个——“革命家”，这才是毛泽东旨意。工农红军万里长征到陕北，关键时刻，鲁迅即驰电祝贺。这石破天惊之举，当然给中共深刻印象而称颂有加!最能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恰恰在这经典里，只字不谈鲁迅对“国民性”的剖析，连对视为最完美的“杂文”，也仅限于“后期”，而且，毛泽东还认为仅用于“对敌”，而不能“对内”，从而贬损了鲁迅杂文的内涵与外延。(解放以来的许多右派，往往与鲁迅的“思想”及“笔法”有关!)
最后，从鲁迅终生文学实践的效果看，即从其对中外的影响看，鲁迅前期的影响远远大于后期，这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