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里的“春秋笔法”，看似皆大欢喜，其实却是对读者和作者的双重不负责。虚假的赞美会令真诚的赞美蒙羞、轻妄的判断会使认真的判断失效。

　　讲得更直接一些，这类文章其实是建构了一种业内的“黑话”，只有圈内人才能真正读懂。如果有一天，文学评论完全堕落为内部流通的“黑话”、“暗语”，那么它的意义也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真话和良心不能缺席。文学评论需要的不是遮遮掩掩的“春秋笔法”，而是有的放矢、有一说一、一针见血。

　　鲁迅在《墓碣文》一篇里曾有过“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之语。作为一个从事文学批评写作的人，我常会想到鲁迅的这一说法。这段时间，文学界在热议当下中国文学的发展和问题，许多人提到，文学批评应当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真正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褒优贬劣，激浊扬清”。这背后透出的问题并不新鲜：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批评太少而赞美太多、真话太少而套路太多，在“有效性”上出现了不少问题。我相信，既然问题已经提出，我们应该很快能看到一批问题针对性鲜明、富有批判锋芒的评论文章。但另一方面我也在想，当我们面向外部展开批评的同时，是不是也应当把刀锋切向自己、沉下心来反思一下文学批评内部出现的问题？文学批评的写作者们，能否也试着“抉心自食”、求其本味，亦即重新唤醒文学批评的“初心”？

　　批评本身也是写作之一种，我们既然能够围绕文学作品熟练地展开文本细读，那么也不妨以同样的方式剖析一下我们自己的批评写作。许多问题将在这过程中浮现出来，例如，当下的许多文学评论文章中，似乎存在着一种“春秋笔法”式的写作套路——它们在涉及褒贬评价的时候，往往遮遮掩掩、东拉西扯、象征暗示，就是不敢明明白白地把真实意见讲出来。

　　所谓“春秋笔法”，更具体的说法即“微言大义”、“一字春秋”。落笔时一字之差便能见出褒贬、暗示态度，这是中国古代史书撰写中常用的方法技巧。试举一例，《春秋》原文中有“郑伯克段于鄢”之句，《春秋左氏传》对此句的用字有专门的解析：“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意思是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谋反，违逆了兄弟之道，所以不以“弟”字称呼他；庄公与共叔段像两个国君那样互相攻打，所以称“克”；将“郑庄公”降格为“郑伯”称呼，则是讥讽他对弟弟失于教诲。这样的处理方式出现在史书之中，我们今天配着解析注释读来，似乎别有一番趣味；然而类似的笔法若大量出现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之中，却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史书的首要功能是记录事实，倘若还有史家自己的立场“一字春秋”地藏在文本背后，那其实是构成了额外的惊喜；而文学评论的本职则是表达态度、亮明褒贬，如果连这态度都还需要读者去揣测、猜想甚至对照着注释参悟玄机，那就不属于惊喜而属于失职了。

　　我们今天的情况是，说好话赞美别人的评论文章很少“失职”，优点说起来一二三四清楚明白，先不论文章本身写得漂不漂亮、有没有新意，远观总归是一派花团锦簇之景。出问题的大都是那些想批评又不好意思批评的文章，“春秋笔法”在这种情境下频繁地出现：别人约我写篇评论，总不能全说人家的坏话吧？还是要肯定为主。但细细读完，发现作品实在是写得不好，挠头纠结半天，只好先“王顾左右而言他”。这篇小说写的是什么主题？赶紧把脑中古今中外文学名篇都翻找一遍，下笔将相关主题的演变谱系梳理一番，最后留一句话落回到手头的作品：“如今，这篇小说又为某某主题的文学长廊增添了新的形象”。接着再往下走——这篇作品使用的语言是什么风格？民间一点的叫“表情丰富充满活力”、学院风格的说“长于刻画复杂经验”。人物关系是什么结构？一个人贯穿全场叫“独语的魅力”，两个人分分合合可以谈“自我与他者”，三人以上扯不清楚那就是“现代社会的复杂关系处境”。搬出几个西方大理论家的名字，用那套驾轻就熟的理论话语阐释装点一下，看看文章字数，差不多能够交差了。但通篇没说过几句有实际意义的话、甚至连像样的文本分析都没有，全程都是在躲着文本说空话，这终究有点良心不安。因此犹豫再三还是在文末留下这么一截遮遮掩掩的“真话”的尾巴：“某某的这篇小说，虽然在某某方面、某某角度还存在较明显的提升空间，但总体看来，依然不失为是一篇较能够打动读者的作品。”

　　“虽然但是”、“较明显的提升空间”、“总体看来”、“仍不失为”、“较能打动”……太多的玄机和顾虑，令这些句子显得不堪重负，疲倦且荒唐如一个出门远足的人穿反了两脚的鞋子。在一般读者看来，这似乎是一句肯定性的话；但更为专业的人显然能够破译其真实的内涵，那就是：这篇小说实在写得不太行，真要让我说些什么，恐怕也就只剩那点儿真情实感可以夸夸了。这样的套路并不夸张，“顾左右而言他”的思路也绝非想象，因为我以上所写，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我自己的“病历”。我愿意拿自己开刀，当我出于种种原因、偶尔写下这类“仍不失为”式的句子，我都会在内心感到痛苦：我知道身边许多人都在这样做，但我终究不甘心自己也成为其中的一员，我清楚这样的“套路”对文学评论的有效性存在巨大的杀伤力。将这种套路称为“春秋笔法”，事实上已经是极其文雅的说法；讲得更直接一些，这类文章其实是建构了一种业内的“黑话”，只有圈内人才能真正读懂。如果有一天，文学评论完全堕落为内部流通的“黑话”、“暗语”，那么它的意义也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文学评论里的这种“春秋笔法”，看似皆大欢喜，其实却是对读者和作者的双重不负责。就广大读者而言，倘若他们读完这类貌似褒扬的文章，跟随着又去找到了原作品，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也许会感觉受到了欺骗、对文学评论失去信任，也许会接受了错误的引导、以劣为佳，审美水平被大幅拉低。作者也未必能获得什么好处：即便虚荣心能享受到片刻的满足，但该戳破的问题没有被戳破，今后的写作依然会在同一道门槛上反复跌倒。更令人痛心之处在于，虚假的赞美会令真诚的赞美蒙羞、轻妄的判断会使认真的判断失效。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些表述，不论是“表情丰富充满活力”还是“长于刻画复杂经验”、不论是“展示出独语的魅力”还是“书写现代灵魂的复杂处境”，它们本身都没有问题，我们也不缺少真正对应得起这些表述的优秀作品。当我们把这些赞誉廉价地赠送给低劣的作品，结果就是评论话语被污名化、真正的好作品被无辜牵连。当我们把花环送给了那些配不上的作品，又该拿什么献给配得上的作品呢？如果我们的评价已然失去了读者的信任、然后我们才读到了真正伟大的作品，难道还可以对着所有人呼喊：对不起，之前的话请不要当真，这一次我的赞美是认真的？

　　真话和良心不能缺席。文学评论需要的不是遮遮掩掩的“春秋笔法”，而是有的放矢、有一说一、一针见血。不可否认，当下的文学界在多数时间都是一团和气的，想要在所有人都保有分寸的场合独自提出明确的批评意见，这确实需要勇气。然而，总体的生态固然需要调整改进，我们也不要忘记，大气候是由其中无数小分子共同构成的；反躬自省、从自身尝试改变，这是每一位评论者应有的担当。此外，我们也都能够理解，评论家在准备提出批评意见的时刻，总会有内心深处的顾虑；毕竟古今中外，许多从事文学批评的人都曾受困于审美惯性和眼界宽度，以致错误地贬低过一些有价值的作品。然而在当下，最严峻的问题并不是“错批”，而是“无批”甚至“错捧”。从纯粹的文学史学术层面看，“错批”造成的遗憾确乎不少；在文学生态乃至世道人心的角度讲，“无批”和“错捧”的危害其实更大。前者无非是遮蔽，后者却是在败坏。

　　伍尔夫对乔伊斯、纳博科夫对康拉德、卡波蒂对凯鲁亚克、海明威与福克纳彼此之间，都曾有过严厉甚至刻薄的批评言辞。如今，其中命中要害之语已被我们奉为经典，至于失之偏颇的观点，也大多作为名人轶事一笑了之。我们所提出的观点、得下的结论难免会有失准的时候，但这并非是无法弥补的过错，因为不论将等待多久，时间与人心总会把最终的判决书送抵于一切判断者与被判断者的面前。真正难以承担的，是“故意失准”对文学造成的伤害。用所谓“被败坏的赞扬”去赞美那些明显配不上赞美的文本，对真正的好作品是巨大的不公；虚与委蛇固然是代价小而收获大的讨巧做法，但长远来看，文学批评的尊严和公信力将因此遭受不可逆的损失。判断失准和有意违心终究是完全不同的事，前者仅关乎能力水平，后者却涉及职业道德。我们总是说今天的文学评论工作还有待提高、这样那样的问题都需要解决……其实在我看来，这之中最致命的短板，还真不是专业能力的不足，而是职业道德的缺失。

　　文学评论中的“春秋笔法”虽然只是“小花招”，但若不以为意、甚至对此理直气壮，那么就很容易滑向职业道德的“大失节”。因此，作为一个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人，我会从自身的写作开始警觉，并对自己设下这样的期许：几十年后，当我在垂老的病榻前回想起一生所下过的判断，我能接受自己为识见和才能上的局限而感到惭愧，但绝不希望自己因品德上的污迹而感到羞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