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学时的政治辅导员李梅经常教导我们要杜绝自私，学会奉献，舍弃小我，成就集体。隔三差五，她就会端出那碗从读者文摘里免费获取的陈年鸡汤，让我们一起品尝。鸡汤里的故事是这样说的。地狱里的人无不饥肠辘辘，愤怒焦躁，因为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把长勺，但就是不能把锅里的汤羹舀到自己的嘴里；而天堂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一片欢歌笑语，其乐融融，他们每个人也都拿着同样的长勺，但他们并没有自顾自地只想着把汤送到自己的嘴里，而是你喂我，我喂你，既解决了勺把过长的困扰，又赋予了每一个人快乐。

         同大多数政治辅导员一样，李梅总是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激动时说话的语调会变得尖利高亢。我们有时在宿舍里，会偷偷地猜测她是不是个老处女，或者即使结了婚，也没有得到老公的周期性滋润，不然，怎么会没有一点女人味，整天那么沮丧着脸，跟每一个人都有仇似的？宿舍里睡觉前的闲聊甚至让我暗下决心，以后一定不要找这样的女人度过一生。但往往造化弄人，到了大三时她竟然同我渐渐地亲近起来，甚至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同学们既嫉妒又调侃地讥讽我说，这并不是因为我表现得多好，也不是因为我会说话，只不过是我长得帅罢了。无论如何，我们那时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师生的友谊，乃至有一堂政治课上她又在用那把天堂地狱里的长勺来敲打我们时，我连手也没举，就调侃似地跟她斗起嘴来：“你说的那个不就是天堂里的大锅饭吗！只有那么一锅汤，而分食的人又那么多，你怎么能保证我喂给别人一满勺，而别人不喂给我半勺呢？怎么能保证我喂了别人，还有剩下的汤来喂我呢？”

       “这个你放心，既然是天堂，肯定不会少你吃的。”李梅正在黑板上书写，头也没回地迅速回道。

       “天堂有再多吃的，如果一辈子只能靠别人喂才能活下去，那也真够憋屈的。而且只有喂了别人，自己才有吃的，那就更那个什么了。我倒宁愿回到地狱去，想法子把勺把给截短喽，可以自食其力。我不觉得一个自己都不独立、自己不能照顾自己的人，可以去照顾他人。”若在平时，李梅一定会因为学生的挑衅而长篇大论，直到把被教育者说得痛哭流涕为止，最后还要让他写篇思想汇报才会善罢甘休。但那一天，她转过身来，只是怔怔地看着我，沉默了半晌，才转移了话题。

         几天之后，从她聊天时的泪光中，我才明白，为什么那一段她总是心事重重，而那一天更是一反常态。虽然结婚已经十年有余，但婚姻的幸福甜蜜只是昙花一现，不到两年，另一半便开启了老夫老妻的搭伙过日子模式，很少与她说话，不愿照顾她的情绪，更是断了肌肤之亲。梅同他谈过，与他吵过，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她痛苦于这种冷暴力的婚姻，但又觉得既然组成了家庭，有了孩子，除了自己闹闹之外，老公从不骂她，也不打她，同有些鸡飞狗跳的离婚夫妻相比，也许她应当感到知足才对。自己的父母就是这样劝说她的。但她知道自己没有哪一天不在抑郁和烦躁中度过，这样下去，迟早不是自己了断自己，就是被病魔抓住带走了事。终于有一天，她鼓起勇气，去看了一个稍有名气的婚姻咨询师。“你知道她的建议是什么吗？”李梅鼓着她那双不大不小的双眼，瞪着我问，“她要我去找一个情人！”

       “什么！”我也瞪大了眼睛，用她平时教育我们的口吻说，“那不是学资产阶级搞生活腐化吗？”

       “她倒真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李梅回答：“我倒是觉得她说的有一点点道理。她说，我可以离开老公开始一段新的婚姻，但这未必能保证比现在更美满。她说既然你还爱着丈夫和孩子，一种解决办法是你可以去寻找心灵的甚至肉体的伴侣，但不解散家庭。所有的症结是在这个家里你自己不快乐，而你的丈夫和孩子倒是觉得一切都很好，或者他们感觉到了你不快乐，但他们觉得那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你可以试着先让自己快乐起来。如果你觉得与丈夫没有多少交流，那就在网络上找一个柏拉图式的知己时不时地聊聊天；如果你的痛苦是丈夫不愿意尽他的责任不愿意给你肌肤之亲，那就怀着恋爱的心态，寻找一个可以相亲相爱的人。这些听起来与我们东方的文化有些相悖，但只有在你自己快乐起来之后，你的家庭才会不受你的负面情绪影响，丈夫和孩子也才能感受到你的快乐，让家庭一起快乐起来。”

      “我的妈呀，你这找的是什么专家呀！那你被说动了？你不会真要去搞婚外情吧？这不是为了一己私欲而损害家庭集体吗？”对于当时还在读大三的我来说，这种建议确实有些离经叛道、难以接受。三年之后，当我已经工作了两年，再从新闻里读到大学腐败风波及其引起的全民大讨论时，方才明白，我当时嘴里的所谓家庭集体纯粹是鹦鹉学舌、不知所云。

         结束了半年的实习回到校园之后，再次见到梅姐时，她的满面红光似乎回答了我临行前问她会不会搞婚外情却没有得到回复的询问。我当时甚至很自恋地私下怀疑，她与我走的很近会不会就是因为贪图我的美色。毕业工作之后，我们渐渐地断了联系。她不主动联系我可能是因为有了甜蜜的爱情；我不理睬她是由于在单位里起早贪黑，没有哪一天不是身心俱疲。虽然得益于梅姐的大力推荐我进的是人人羡慕的国家机关，但单位的要求很是奇葩。我们每天必须在太阳升起之前，顺着楼梯爬上三十层的楼顶，然后沿着楼顶的边缘一字排开，对着天空高喊口号。领导说这样我们每一天就会充满革命的精神，怀着对民族国家和单位集体的神圣使命感，满怀激情地工作。我有天生的恐高症，每一天早晨爬上高楼呼喊，对我来说都是无比痛苦的煎熬，但在所有人都积极地参与， 甚至领导自己也身先士卒时，我不能逃避、更不能拒绝。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先天缺陷而破坏了大家的情绪和领导的威信。

        就这样煎熬了两年之后，我终于主动给梅姐打了电话，这倒不是我要去向她诉苦，而是出于对她安全的担心。当时我的母校因为一起集体腐败大案名噪一时，几乎所有的政治辅导员都被牵扯了进去，他们被揭发利用组织活动或捐助贫弱的名义，把上面拨下的大部分经费和收来的很多善款都中饱私囊。梅姐在电话里听出是我之后，爽朗地大笑起来：“没想到你还惦记着我，看来我当初没有看错人哈。哈哈哈。不过，你毕业的时候，我就辞职了。不然，你梅姐还真给搭进去了。说起来也挺可笑的，他们贪的那些在我眼里都是些小钱。”忽然，她话锋一转，又恢复了当初的说教口气：“你打电话过来，我挺感动的，不过，我跟你说，千万不要再去掺和这件事了。现在整个案件的性质变了，上面关心的根本不是什么贪污，而是对国家政策的重伤和攻击。有些人借机诋毁集体主义，说什么一个不能让个体受惠的集体就是无效的集体，一个只有益于某个群体而牺牲另一部分群体的集体是伪集体、恶集体。甚至还有人说，如果集体的代言人故意只提集体而不谈个人，只说公而不认私，那么这个集体就是某些利益集团暗偷明抢、中饱私囊的借口和托词。”

         她说的这些讨论我当然也都知道，给她打电话只是想听听她现在的个人状况，她的公开的家庭和她那私密的爱情是否还相安无事，甚至相得益彰。但我还是没有深问下去，从她的口气里我知道她现在活得很好。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从明天开始，再也不去爬楼，再也不会随同他们一起对着空无一物的天空呼喊，让吐沫像细雨一样落在楼下那些吃早点的顾客的盘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