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李栋林认为蒋永祥遭的罪该受够了，意志也该垮了，肯定能向他求饶、交待罪行了。煞有介事的带来了二名公安局人员，宣布说：“市委、市革会决定成立由公安局参加的联合专案组，对你的反革命言论、罪行立案调查。你要认真配合，交待出谁是后台，谁是你的指使者。专案组认为，你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想躲是躲不掉的，只有老老实实交待，才是出路！”

公安局插足，说明我的案子重大、在升级，触到了他们的痛处。其实，我的某些言论属大众化，群众中早有流传，整我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出发点？一时也被弄糊涂了。难道是因为我在杭州对华林森说话有误，而对我下毒手？还是平时得罪他们？或者由于我工作过于认真，铁面无私，而想把我清除出去？他们或许想在苏州找一个所谓“二月逆流”黑干将，当“替死鬼”，制造冤魂，好向主子报功。真的这样，我必须在公安人员面前敞开胸怀，作一些陈述了。

我对公安局人员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国务院工作，抓全面整顿，恢复生产秩序，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颁发整顿《工业十八条》，全民叫好，那个地方贯彻了，那个地方就见效，我举手赞成，也在汽车队贯彻执行、整顿，订立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有些人就感到不自由了，私心被触动了。不合心意就造反，跟着某些人脸色行事，抓住一点，不及其余，难道你们公安局也分辩不出。

    公安人员说：“邓小平刚出来工作，就否定文化大革命，你热衷于紧跟、照办！其实，你的思想体系不是一天了，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言论是多方面的。”

我一听，就觉得这两位公安人员的观点与他们同出一辙，一路货色，便对他们劝告说：“对不同观点、言论、行为都采取压服方针是行不通的。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有压迫就有反抗，记得吗，一九六七年一月，公安局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见一些有前科，社会上的残渣余孽，也夹杂在群体中造反，成立战斗队，你们很是敏感，立即取缔，抓人。结果呢？没有罪行证据，造成社会上的负面影响。毛主席说‘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只得把他们放了。”

你看见没有，他们一出来就按“文攻武卫”号召，把你们“公安局革命委员会”，牌子给砸了，还说公安局革命委员会是“公骨灰”，多恐怖。难道你们能认可吗？“公革会与公骨灰”是谐音，叫的人很多，难道都要把他们抓起来？打成现行反革命？”毛主席叫邓小平出来工作。说邓小平“人才少有，水平难得”。真的做点事了，或者没有遵照他的指意，就不满意，就说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倒他。今天，你们又在普通群众面前呈英雄，就不怕得不到好结果。

“你不要说离题话”，公安局同志说。

“你看，讲到你们头上，就说我是离题话，难道你不记得“公骨灰”那句口号，难道就没有品品味？”还有“文攻武卫”这句话。顾名思义，关健是武卫，要保卫自己，保卫一派利益，扩大势力，是用拳头，棍棒还是刀枪？当然要用最利害的了。枪杆里面出政权。当时苏州兴起武斗，不就是这句话起的作用的吗？要踢开苏革会踢派首先想到的是要用武力，他们抢了人武部。你们公安局把枪枝、弹药运到北兵营，藏在大礼堂的舞台底下，也不是被联络站（支派）抡去了。没有“文攻武卫”口号，能有人去抡枪而自卫吗？最后，你们公安局人员手无寸铁，被踢派打的狼狈不堪，逃出城，跑到北兵营，躲在6307部队里，难道就不能认真想一想，“文攻武卫”这句话正确性在哪里？

李栋林见我和公安局说起理来了，便说：“工业十八条是邓小平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跟毛主席唱对台戏，你的观点、立场站在什么地方了？”

我说：“咱是普通老百姓，我怎么知道他和毛主席唱对台戏，你老李是否就知道唱对台戏来龙去脉？我看，从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国务院工作，说的、抓的都是对的，很短时间，中国的政治气候如雪后初霁，抓整顿，立竿见影，人民拍手叫好！”

李栋林说：“你看看，到现在还不老实！邓小平掀起一股“右倾翻案风”就是拿着整顿进行对抗，向毛主席发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你却大唱赞歌。”

我说：“工农业生产上不去，管理软、散、懒，要整顿，你们就说是否定无产阶文化大革命，是反动的，我执行中央文件，和中央保持一致，就成了反革命；有人把公家财产占为己有，汽车乱开，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就是革命的；我订立规章制度，维护公共利益，就是有罪的。难道这世界上就没有真理了吗？反正话也说了，事也做了，不能收回，你们看着办吧，。“一片冰心在玉壶。”（注3）历史总会得出结论的。既然公安局插手，就应该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告诉你们一声，苏州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6307部队，1968年开始，在市革会政工组支过左，我们之间没有派别矛盾，也没有利害冲突，你不管怎么审，都随便，但没有定罪之前，我还是市革会工作人员，汽车队队长，这样虐待我，是不合适的。”

李栋林说：“只要你认真彻底交待罪行”的来龙去脉，我们会根据情节处理的。”

我不示弱地说：“我说的话，社会上都在流传，恐怕你李处长也听说过，至于为什么拿我算账、开刀，你心里也许有一本账的。”

专案组连续几天审这、问哪，反反复复就是那么所谓几句话，就是找不出我有什么后台。

李栋林带点蔑视眼光说：“看来你蒋永祥的政治思想形成，只是一时的感情骚动，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我也带点讽刺意味说：“我令你们失望了，我没有野心，也不想篡谁的位，夺谁的权，耍什么政治阴谋，要什么后台呢？做人就要做一个有正义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在平时只是见到不合人民利益的事，谈谈自己的观点，说说自己的看法，有的只是加以指正。从具体事来说，例如，邓小平颁发的《工业整顿十八条》，我只在车队加以贯彻落实，订立的规章制度，行驶我职权范围内的事，我干吗要形成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呢？况且，有些制度，你李处长也是知道的，审阅过的，也经过群众讨论过的，怎能就定我的罪，说我是为邓小平翻案！鸣冤叫屈，是“二月逆流”黑干将？”

李栋林说：“我们搞的是你反动言论，不要扯到具体事情上。”

“我的言论都与具体事件相关联，孤立地、甚至断章取义地捻来，或者有其它目的，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在杭州，我看到《人民日报》刊登毛主席接见铁托的合影，铁托比毛主席年龄大，这是事实吧，我就说‘看来铁托总统比毛主席身体好，九十岁，还不远万里，乘飞机访问中国。’这句话错在哪？怎么能说我损害了毛主席光辉形象？我一个小小的汽车队队长，不满意可以撤职；做事，你可以不批，何苦这样对待我？就是打成反革命，判死刑，我会‘结缨而死’。（注4）这几句翻来覆去的话，也说够了。

在民兵指挥部期间，我还是幸运的，没有受刑、受罚。这是否与我在支左中认识一些市里人有关系呢？还是背后有人特别关照？不太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受到不少人的同情和关心，他们明里、暗里指示看管人员说：“蒋永祥是个政治犯，属市里管，民兵指挥部只是临时代看管，不得虐待。”

半月后，我被调住到宽大一点的房间内，还送来了毛泽东四卷和其它马列书籍，李栋林和专案组特别指示：“蒋永祥，你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马克思主义，改造思想，脱胎换骨，争取宽大处理。”接着家中也送来了衣物、日用品。这时，我预感到在里面不会是短时间了，国家没有大的政治变动，混乱局面不改变，我就不会见到青天。

民兵指挥部里吃饭，每人一个铝饭盒子，是蒸的米饭，约二两半左右，饭盒的盖子就作为盛菜之用。年青人当然吃不饱，但是在坐牢，不做活，就是饿一点，也能挺得住。值得我感激的是，有一个看守，一身农民打扮，近四十岁，满脸爬着重重的皱纹，因为带着笑容，眼角的纹路像两把打开的扇子。只要他值班，每天吃饭，都从多余的饭盒里，拨一半盒饭给我，叫我几个月没受到饥饿的煎熬。

白天黑夜，为了消磨时光，我就偷偷地躲在门边，从门缝隙里向外看风情。所见到的，听到的都是他们对不同观点、不同政见者，其中不乏有和我相同罪行的人，极力摧残，严刑拷打、吊桩，惨不忍睹的情景了。

遥怜北窗同命人，诟辱通宵不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