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老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说话间时钟拨回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之末。

    怀揣一本法学学士学位证书，我从大学哲学系毕业啦。在我国有一段，系统传授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校和系所还是牛皮哄哄的。可不像现在，毕业生连工作都没得找。因此哲学系一直流传着一流学生从政、二流学生搞科研、三流学生搞教学的传说。而在下本人本来是要往高级法院从政并顺便教教以转业军人为主干的法官们哲学原理和形式逻辑的。鬼使神差，竟然误打误撞来到这个文化单位摇起了笔杆子。自忖连三流学生都算不上。大概楞要算就只能算个末流吧。

    “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而日三省，每每觉得自己就像《黔之驴》里边那头贵州驴子，如不放手博一博，可能前景堪忧。尽管就算博，也不过鸣两声而已，实在也博不出个啥名堂来。

    偏偏分办公室时又跟俩老同处一室，这就不是一个纠结可以一言以蔽之的咯。

    先说“老复旦”吧。先生个儿小而骨感，黝黑精瘦，脸上布满深深的沟壑与皱纹，鼻梁上架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镜片如瓶底，镜架是那种最廉价的老掉牙的透明塑料架，因为年生太过久远。镜框和两条腿儿都变成了茶黄色。他留鲁迅式的平头，几近全白的头发也鲁迅般的支愣着、硬挺着。先生上世纪50年代中就从复旦毕业了，时运不济，57年第一批就被内定为右派，之后又被认定为极右，给弄到新疆折腾到80年代初始回返。所以他老看人看事，永远是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平反了、补发了工资、恢复了待遇，也没见少许好转。“老复旦”间天在本地报刊写一些时评类的文章，其文也如其人，总是夹枪带棒充满火药味儿，让人感到作者从未平静，也须臾不肯消停。

    再说“十三级”吧。他老倒是一副福相，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留大背头，稍显花白的头发永远整整齐齐地向后拢着，油光水滑，一丝不苟。看似一大把年纪了，却耳不背，眼不花，看书连花镜都不要。虽然压根儿就没接受过高等教育，但老先生在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经过顽强自学，却也枝繁叶茂、百炼成钢。先生不仅在中印自卫反击战中写出过轰动世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报道，而且不担任行政职务也能享受高干待遇。与“老复旦”的咄咄逼人正相反对，“十三级”永远慈眉善目，泰山崩于眼前而形色不改。当然，这一般发生在“老复旦”不惹事儿、不挑事儿的情况下。

    “老复旦”笔名“江枫”，“十三级”就取了个“渔火”。而我自然就叫“对愁眠”了。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存在着差异。差异就是矛盾。矛盾即是对立面的统一。要不咋说伟人就是伟人？看看我们办公室这局面，你就不得不叹服这个结论的英明和精辟。

    午休时分，俩老好“杀一盘”，随着双方搬出象棋排兵布阵，办公室里立刻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火药味儿浓到我连香烟都不敢抽，怕一点就着。

    “将军！”“老复旦”“啪”落下一子。

    “将什么将？嚷嚷什么嚷嚷？没看见我的车别着你的马腿儿吗？”“十三级”淡定地说。

    “你的车明明猫在楚河以南假抵抗、真内战，啥时候北上抗日来了？你耍赖！”

    “你会下不会下？不会下借你本儿棋谱好好瞅瞅。真是一个棋篓子。”

    “你骂谁棋篓子？你今儿得给我说说清楚！”

    “说说就说说。你不看对手，自顾自左冲右突，不就一棋篓子么？”

    “你、你、你这是主观武断、军阀作风！”

    “我军阀，你还地主呢。”

    “我地主，你富农！”

    “你不读书，没文化！”

    “你书倒读得多，可惜读牛沟子（牛屁股的意思）里头去了。”

    “你、你、你，不跟你下了！”

    俩老小孩儿吵吵嚷嚷该干吗干吗去了。

    要扯到工作，俩老更是针尖对麦芒，不批倒批臭对方决不罢休。常常要闹到到经典著作找依据。

    “我就这观点，列宁全集第某某卷第某页第某行清清楚楚写着呢！”老复旦嚷嚷。

    “列宁全集第某某卷第某某页第某某行还写着我的观点呢。不信你好好翻翻。”“十三级”说。

    “你这是断章取义，是修正主义！”

    “你这是古典列宁主义。你就是一古典列宁主义者。”

    那时，我成天无事可干。整日价听着俩老的争吵按着领导的要求读毛选。读《矛盾论》、《实践论》，然后将读书笔记和横批、眉批交俩老传阅。俩老也是毫不谦虚，完全无视我刚刚在经院里啃了四年干草这一事实，直接拿起红蓝铅笔，一直将我的那本书和笔记本批到面目全非。大概他俩和领导都坚信不疑，理论思维的最高成就不在德国而在我国。而两论便是德国古典哲学之树上的那朵奇葩，此外的一切皆为杂草。这倒让我省了不少事儿。领导时不时看看我那本被划拉得花花绿绿的书和本本，总忘不了耳提面命几句：

    “哲学系也就那个样儿了，毕业后就该忘记。还是革命斗争实践长学问啊。看看俩老，多有理论水平！”

    忽然有一日，一直时运不济的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小组预选赛上凭借运气和临场发挥以3：0力克西亚劲旅科威特队。领导大概属于偶尔熬夜看看足球的伪球迷，次日踱到我们办公室，将偶然当必然，必然当自然，把这一胜利的意义夸大到了方法论的高度，并嘱咐我写一篇评论，由“十三级”执笔修改，发表出去，提振提振民众迈步四化建设的士气。

    好不容易逮到一个“鸣一鸣”的机会，我自然要认真对待，于是借用《左传-曹刿论战》“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开题，将这次偶胜归于战斗意志的最佳发挥。“十三级”看了，拍案叫绝，并当即将我后面的行文划掉，由勇气而志气地大加发挥，最后竟然得出结论，“只要有这股‘气’，刀山不怕，火海不怕，神马艰难险阻我们都将踩在脚下！”

    文章发表后，一同仁食堂打饭的时候遇见我，摸摸我额头说：“哥们儿没发烧吧？还念了四年哲学呢？不过一场球嘛，弄得跟真的似的。您那叫唯意志论，知道不知道？”

    之后不久，上面又丢下个题目来《生活好了就是好主义析》，领导让我执笔，“老复旦”来修改。其实这是一个前提蕴含结论的伪命题。明眼人一看就是针对某个像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起来忒香的伟大的“猫论”的，以现在的眼光看，这实在是一个不怀好意的选题。我当时想，生活好了，人民吃饱了，身上有力气了，钱包里有钱变得臌胀了，有什么不好吗？当然没有。但我们要提倡变一人富为大家富，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并帮助后富起来的人，先富起来的地区带动和帮助后富起来的地区，从而实现皆大欢喜、共同富裕。无疑，在实现富起来，生活好起来的路上，有一个动机和目的的统一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钱的来路要正，富起来的手段要合法、道德、符合社会正义。在生活好起来后，我们要有崇高的追求，不能沉溺声色犬马，而要想到还有千千万万的同胞还没有饭吃，或者吃得不好，吃得不饱。自然，这又过渡到一个伦理学的范畴，即我们不仅要有良心，而且要牢记责任与使命。

   但“老复旦”边看草稿边摇头，最后径自将我的文字全部划拉掉，自顾自地在我的稿签上奋笔疾书起来，写完还让我从头至尾好好读读。我一看，他老写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美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大国我们不陌生吧？他们号称人人有房住，家家有汽车开，生活好不好？好。但君不见在纽约的灯红酒绿下，饿殍遍地，处处皆有冻死骨……”这一行字看得我心里直发毛，禁不住弱弱地提出异议：“老师是不是有些言过其实？当然，美国您我都没去过哈。但以我的理解和想象，情况不至于糟糕至此吧？再说，他们是一个不限枪的国家，如果真弄成这样了，人民难道不拿起枪*杆子，高呼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竿而起？”

    “这个……”“老复旦”白了我一眼。“我说对愁眠呀，注意立场。你不是正在申请加入某组织吗？可要注意立场和态度啊……”老复旦明显在偷换概念、转移话题。

    “对愁眠问的好，对愁眠问的妙。”“十三级”在座位上幸灾乐祸地说。

    “看看，看看，你还有个老师样吗？我记得你这种态度列宁专门批判过，那是在刘宁全集第某某卷……”

    不久，“老复旦”病倒了。其实他一直断断续续都在生病、住院，住院、生病。既往苦难的经历和他的郁闷、愤怒，彻底摧毁了他的消化系统。不过这次病情来势如此凶猛，这是他自己和大伙儿都始料不及的。他很快陷入了昏迷、清醒，再昏迷、再清醒的状态，以至于生活完全无法自理。到医院照顾他的任务自然落在了新同志我的身上。




    然后我在病床前看着他一天天衰竭下去。但依然不改他的不依不饶，好战斗勇的秉性。小护士给他打点滴，连续两三次没找准血管，都要被他上升到阶级感情的高度看问题。弄得医生护士都怵他。我只好不断跟人解释，说这是一位可圈可点、值得尊敬的老同志，他的一生，基本就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一部浓缩的边疆开发建设史。他为各民族人民的和睦共处、共同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护士妹妹可不服气：




    “功劳再大，也不能居功自傲么。”




    然后我跟同志们又说服“老复旦”，请他且对拉关系走后门稍微宽容一点点，容我们通过关系，找一位前一级教授亲自给他诊治诊治。我们知道，拉关系、走后门也一直是他老深恶痛绝、嗤之以鼻的东西。不说清楚，反而会招着他。




    这次“老复旦”没有拒绝。教授揦开了他的肚子他的胃，本想探查探查胃溃疡的严重程度，相机切除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结果发现他的胃壁上到处都是出血点，肝脏也已经严重受损，在无影灯下呈暗绿色，硬得像块石头。教授忙不迭止血。综合考虑他身体机能已经极度虚弱的情状，教授认为胃切除手术已无必要，只好又原封不动给缝合上。岂料，护士打扫战场不够彻底，侍弄的又是他这样得理不让人的难侍弄的主儿，难免有些心怀惴惴，一个疏忽，竟然遗留了一块止血的纱布在他胃里。于是他老术后不断干咳，特别是后半夜，那叫一个惊天动地！某天，竟然自个儿将那条长长的已经变成黑褐色的纱布条给呕了出来，满满地装了一茶缸子。

    这次，“老复旦”没有指天划日、怒火中烧。他只是平静地把我叫到床前，断断续续地说：“是个人……都……免不了犯错……我们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另外，纽约是不是饿殍遍地我……也不知道……我想知道……但是……真不知道呵……”

    三天后的凌晨，“老复旦”静悄悄地走了。那天我整好轮休。据说他走得很安详，走的那一瞬，目光不再犀利，紧锁的眉头也终于舒展开了。

    然后我也调任，不再跟“十三级”共处一间办公室。但红尘中仍然不时有隐约的耳语追寻他老的传说。




    时间眼看就来到了我国恢复正常后的第一次职称评定，“十三级”径直申报的是高级。人们告诉他，“十三级”已经够高了，要那劳什子高级作甚。他老说：“那可不一样，职称意味着社会的承认、国家对我专业成就的认可。这可是一个知识分子一辈子的事儿。”



    高级职称需要专著和十篇以上的专业文章。某天职改办的小飞路遇我，拉着我凑近我的耳朵问：

   “十三级最近没吃错啥药吧？”

   “老爷子一直硬朗着呢，咋会吃错药。”我说

   “你猜怎么着？他老提供的申报材料中，除了那篇震惊世界的报道，居然有深入揭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系列文章。你说是不是老糊涂了？”

    “糊涂倒没糊涂，可能他老还停留在某个个时代，觉得他那个系列特有理论水平吧。”我说。




     不久，“十三级”如愿以偿拿到了正高，功德圆满地离休颐养天年去了。




    一个时代的大门关上了。




    另一个时代的大门洞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