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在部队时，后勤部陈文政委和安置办彭万宣找我谈话，动员我复员转业回乡的情景，就难以按捺住心中的怒火。他们打着部队旗号，扛着党组织的招牌，编造谎言，强行要将我爱人、小孩一同迁回原藉，农村，连窝端。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二日，政委找我谈话。他说：“老蒋，党委根据你的身体状况，已不适应紧张、艰苦的部队生活，决定让你复员到地方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安置办为你和你爱人的工作户籍转迁，做了不少工作，现均已安置妥当，都在县城里工作，你就放心回去吧！”

“都在县城里工作？”听了政委的话，我心中一阵高兴，作为江苏省徐淮地区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县，都能在县城工作，是高不可攀的事。部队为我和家属的安置如此地道，怎能不让人欢欣。但又总觉得有点放心不下，我用疑虑地眼光说：“我们沭阳真好，请问，我和爱人在哪一个单位工作？”

“你回去就知道啦！”陈政委轻描淡写地说。

“回去就知道啦！”这句话，好像有一股寒气直冲我心怀，从部队复员到地方工作，也是人生转折点，应该讲清楚到地方上的工作安排情况，并征求本人的意见。让复员干部高兴地离开，愉快地回家，到地方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可陈政委尽这样冷漠，心中顿觉失望，也产生了疑惑，这疑惑，像一层厚厚的乌云笼罩在心头，让人透不过气来。

我从容并尽量避免说刺激言辞，我说：“政委，当兵好多年了，地方情况一点也不熟悉，这次从部队到地方，是安置办负责落实的，这关系到全家人的生活、命运之大事，等到我回去后才知道不就晚了吗？一旦有什么变化，就无法变更了！去落实的人不是在这里吗！就说说安排情况有什么关系呢?”

“暂时还不能公开，可以肯定，你们县对你还是非常重视的，安排是可以的。”陈政委用肯定的语气说。

“不能公开？个人之事，跟我一个人讲，岂能叫公开？不能讲，就说明有隐秘，就凭安置办公室说一声，对我的工作安排，是‘重视的，是可以的’就完事啦？它的真实性、可靠程度有多大呢？”这时，我说话有点不大不客气了。

“这是组织原则，该不让你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的好，哪怕是暂时的。”陈政委说话有点生硬起来了。

“这是我和全家人切身利益的大事，怎能说不知道为好，等我知道了，你们说的都不落实，生米做成熟饭，那时叫我怎么办？”我也不示弱地强调说。

“那就服从地方上统一安排了。”陈政委慢慢吞吞地吐出这句话，显示着党决定一切的原则。

“地方上对我的情况一点也不熟悉，没有针对性，叫我怎么服从法呢？”我问。

“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你到了地方，服从地方组织安排，这是无可非议的，个人是没有理由讨价还价的。”陈政委坚定地背诵着党的组织原则。

“唱高调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你是否在说，我的工作安置并没有真正落实？当地只是口头上许诺，我又得赶快脱离部队，因此，只能以组织名义，打发走人！对不对？”我不假思索地指出。

“地方党组织已经答应安排，是没有理由怀疑的。”陈政委回答说。

“口头答应与实际落实的距离有多远，谁能计算出来呢？”我问。

“你是共产党员，要相信党、相信组织。”陈政委带点压服的口气说。

我说：“是的，我是共产党员，我是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你我也天天在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恩情比海深。群众热爱党，忠于党，听党的话，为党努力工作，出生入生。那么党组织就应像母亲关心孩子一样，给予温暖，关心生活，才不愧为在歌曲中颂扬的。现在我要离开部队了，个人、家庭处在非常时期，困难重重，连回去后在什么地方吃饭、睡觉都不知道。可你们只是说一些空洞的摸不着边的话，“回去就知道了！为什么一定要等我回去后才知道呢？安置工作，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党组织要真的关心我，爱护我，就应该如实地把安置情况告诉我，有个透明度，有什么不好？”

陈政委听了我一番说理，反对！没有理由，赞同，又不乐意。只有回避之。隔了好大一会，他用缓和的语气，冠冕堂皇强调说：“部队党委一向重视、关心转业干部的，安置办公室也竭尽全力落实每一个转业干部的工作和生活，这是有目共睹的，今年的安置工作，总的是不错的。”

“要让人相信，就得把需要解决的或者已经解决的现实问题放到桌面上，你政委代表部队党组织找我谈话，竟不敢把我到地方后最起码应该知道的，在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说说清楚，敷衍了事，等我离开部队，到了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叫我去找哪一个人，相信哪一个组织？。”我带着无名的气愤，怏怏不乐地说。

陈政委说：“老蒋，你的工作是安置办老彭亲自到你县落实的，你们是多年老战友，又是老乡，还能骗你！”

我说：“那好，既然组织如此关心、照顾，战友也付出了努力。那就先让我回去看看，安置在哪一个单位，干什么工作。三天时间就足够了，你开个通行证给我，（注1）自费也行，回去落实一下，找个住处，回来就办手续。”

陈政委听了我说要回去看看安置情况，这是他没有料到的，心中一震，浑身一抖，茶杯差一点被打翻了。阴冷冷地闪烁着像鬼火似的三角眼，死死地瞪了我一会，慌忙地说：“房子也替你找好啦！你放心吧！”说完，他愣了一下，也觉得说错了话，露了馅，眼睛里闪着诡秘和不安的神情。

“什么！房子都替我找好啦！”我惊奇得全身一怔，眼睁睁地望着他。

陈政委见我半信半疑，认为骗术已经有了效果，故弄玄虚地说：“对！房子也落实了，你就放心回去吧！”说完，他羞愧地微微地把头一低。

真让人不敢相信，“假作真来真亦假。” 过分地夸张、吹嘘完美，实际上就是不完美，甚至是圈套了。一个贫穷落后、工农业生产很不发达的苏北县城，财政年年倒挂，“花钱靠拨款，吃饭靠救济”的日子，在六十年代末，经历了大跃进、共产风、浮夸风、三年自然灾害。一九**年春节，我领爱人回乡探亲，亲眼所见，当年水灾给老百姓带来的损失，房屋倒塌过半，后来又经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经济非常落后，不要说住房十分紧张，连发工资、吃饭都成了问题，企事业单位哪有能力、金钱为职工盖住房，又哪有现成的房子等着转业复员干部去住？再说，当年转业干部也并非我一人，对我安排何以能如此地道？地方上又怎么能知道我喜欢、需要以及经济条件，能住什么样的房子？越想越觉得有点离谱，越觉得陈政委说的不是真话了。

然而，相信党、相信群众这个最基本的路线、方针也唱了多少年，贯彻执行也惯了；做党的驯服工具也扎根在心，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哪怕献出自的生命也得绝对服从，这是军人最起码的素质。当然，部队有很多虚假的东西，一时也透视不出来的，就是知道了，明白了，上级的话就是命令，是冠冕堂皇地代表党，代表人民，谁敢冒险唱对台戏！我对陈政委的话虽有怀疑，也只能在口头上说说，心里的希望值和侥幸心里，一直支配着整个身心。这时，我把脸转向彭万宣：“老彭，感谢你为我安置工作付出努力，连我住的房子都替我找好了，不愧是多年的老战友！我问你，这房子你去看了没有？陈政委既然不同意我回去看看，你就跟我说说住房结构情况，让我心中也有个数。”我要检验一下老彭和陈政委的话是真是假了。

彭万宣见我问的问题实在，也恰恰是转业干部最关心，最难解决的实际困难。不要说县城，就是大城市也不能如愿的，地方上也只是模棱两可地说说，“回来后一定帮助解决，总不会叫转业干部回家住露天地吧！”怎么样解决，鬼才晓得呢！没想到陈政委信口开河，脱口而出：“房子也解决了！”这下就难以收场了。他见我用眼睛斜睨着他，等着他回答问话，急得全身直冒汗，胖胖的圆脸像一团刚从冰箱中掏出来的奶油，上面挂着一层寒霜，一双略黄的眼睛，凹陷着，木然直视着窗帘。屁股上像长满了疥疮似的，坐立不安，老是摇晃着藤椅子，发出吱吱的响声，掩盖着内心的空虚，低着头，装着没听见我说的话。

你看，朝夕相处多年的战友，竟然没有一点战友之情，连自己的人格尊严都丧失了。所谓同志间、上下级之间那种至高无尚的革命情怀，心连心，手携手的阶级感情都成了虚伪的教条。看着他俩，心中的怒气如火一般，一下子窜到了脸上，好像见了二只浑身都长满疙瘩的癞蛤蟆，恶心又讨厌。然而，我还是忍住性子，缓和一下气氛，恳切地说道：“政委，真的这样，我更应该回去看看房子的大小，整理一下了！全家人一回去，就可安顿下来啦！” 

“那！那不行！”陈政委听了我再一次要求回去看看，闪着涨红的三角眼拒绝道。

我的情绪又一次被激怒了，一股压不住的怒火从心中冲了上来，便说道：“怎么不行呢？我三个孩子还小，最小的才两岁，如果我全家一块迁，一路上背着小孩、拿着行李，怎么走？一旦房子不落实，坐在哪！住在哪！怎么弄饭吃！这不是坑人的吗？”平时，我本来就是中气足，说话嗓门高，今天由于事急，说话的声音比平时又高出了好多倍，震得天花板都发出了回音 。

“要回去，就得办好一切手续。”陈文政委终于露出了他那张卑鄙嘴脸、狰狞面目，丧心病狂地拿出最后一张王牌，声音也大了许多，好像要强下一道命令。

一个共产党的代表，连起码的遮羞布也撕破了。事前他可能没有想到我提出的要求会这么仔细，这么实际，这样执着。只要扛着相信党，相信组织这个旗号，就笃定能将人骗走。结果，事与愿违，令他措手不及。他害怕我回去了，就戳穿了西洋镜，心中又是急，又是气，一张老脸比猪肝还紫。这时，他那一对突出的小三角眼睛，眨巴两下，赶快从怀中掏出一瓶药出来，倒出两粒，急急忙忙往嘴里放。

他是个圆滑平庸，妒才嫉贤，任人唯亲，听不进一句逆耳之言的干部，平时，只要听见一句反对意见，只要有人有反驳他的话，或者有不同看法，气和恨就从心中升起，直攻心胃，血压升高，心脏病就可能会发作，不得不赶快吞下止痛药片或者含**片。一方面是缓解病情，二方面也不至於马上激动而光火。然后，把别人说的话和意见，一字一句记在本子上。所以，有人说：“只要陈文把药片一吞，就留下秋后算帐的一笔！”

他这么一烦躁，倒递给我一个信号，肯定里面有心怀不端的东西，不能正大光明地说出来。嗨，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争也争不出好结果。反正我就要离开了，我也不怕秋后算账了，属于我的跑不掉，不属于我的要不到。回到县城，回到家乡，我会有办法的，哪方水土不养人。生活首先意味着生存，我是决定一个人回去的，生活空间小，也不在乎房子不房子，干脆把他们的诡计揭穿，走后，心里也能痛快一些。

我不客气地说：“政委，手续一办，就证明我彻底脱离了部队的关系，安置工作不落实，是死是活，部队就可以撒手不管了，对不对！政委，难道你就不明白，真相，不管用什么方法去掩盖，总归会暴露出来的。真相一旦暴露，是假的，你能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同志？就不怕遭后人唾骂，遭报应吗？你口口声声说代表党组织，难道说共产党的组织有你这样不光明磊落的吗？我出了什么错，犯了什么罪？惹到你什么啦？你不就是口口声声说我有病，腰椎脊盘突出，叫我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吗！而这病又是在部队工作时受伤引起的，都几年过去了，除住几个月医院，我并没有影响工作，耽误军事训练。说句实话，要不是我对当兵也厌了，当够了，不把我转业复员真相说出来，安排不妥当，我还真的不走了呢！”

陈文政委听了我的话，也许是人们常说的，做贼心虚吧，一种难以言喻的内心羞愧萦绕心头，低着黑黑的柿饼脸，手拿着笔在胡乱写什么，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安置办公室彭万宣听了我的话，耳朵马上竖了起来了，看看政委低着头，不开口，也无话可说，便小声鼓噪一句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不信那种所谓因果报应的迷信说法。”

我说道：“老彭，信不信由你，是非善恶终有察，因果关系存在于一切事物中。给别人制造麻烦的人，自己也会带来麻烦的，老百姓自古就有一句俗话：‘给人以方便，与己方便。’温暖别人的火，也会温暖自己的。两座高山不能见面，两个人总有见着的机会的，到那个时候，你们也会认识这个问题的（注2）。”

陈政委没有预想到和我谈话会是这样不顺当，会这样抓住漏洞不放。相信党，相信组织，执行组织纪律的牌子也没有用了，心中非常生气。本来黑黑的脸涨得通红，鼻翼由于内心激动张得大大的，一条深深的皱纹，从紧咬着的厚嘴唇，向气势汹汹的前突的下巴伸展过去。眼睛里闪着无法遏止的气恼，活像一个输光了的赌徒。

这，很不高明的手段，给谁也能看得很明白的伎俩，处在没有真理的年代，争论、抵制也是没有用的，跟他们斗气，也不会有好结果的。无力回天，还不如顺水推舟，最怕的一点，最担心的是他们会在我爱人、小孩身上打主意，既已打算一个人回老家，把根留住，何去争执哪些不着边的事呢！我说：“政委，不就是叫我解甲归田吗！没有什么多说的，我明日就离开。只有一条，不劳驾你们，我的家属、子女不一同迁回。”

陈政委一听，火气又冒上来了：“什么？家属不迁？不行，一定要全家一块迁，这是党组织决定。”他停了停，觉得发火不能解决问题，便带着热诚的口气说：“老蒋，这也是组织上对你的关心、一片好意呀！我们把你爱人作为随军家属安置的，地方党组织也给了大力支持，你爱人的单位，苏州染织一厂已同意迁出了。”

我一听，事情更加不妙，他们早有动作，不下决心，态度不果断就要坏事了。这次复员，处理我，从总的看来，说不出更多理由的，我毕竟是军校培养出来的年轻军官，汽车技术工程师，是部队非常缺乏的人材。只能以身体有病为由，至于在文革中政治观点不同以及部队10，7动乱，就是平时有得罪于他地方，都是摆不到桌面的东西。当然，欲除之，必加其罪，追究也没有什么意义。我认为陈政委叫我复员理由并不充分，心里也不很踏实！况且他们不征得我的同意，强行将我爱人、子女外迁，本身就不得人心，有一种讨好的心里支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