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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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中国人民取得了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在中国是否还存在阶级、阶级斗争？是否还存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斗争？毛主席也曾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工人阶级必须“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还发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若干问题》。但后来他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的错误判断，导致了“在                                              社会主义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过多的强调并扩大了阶级与阶级的矛盾，忽视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属性和正确处理。他一再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领域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这样，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中，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客观上，起着鼓动、激励人们相互对立、相互仇恨。冲刷中华民族的以人为善，相互关爱的传统道德，把人民内部矛盾逐步上升到阶级、阶级斗争方面来认识、处理了。

中华大地的面貌变了；人的精神面貌变了；人的思想、行为也变得更加自私、丑陋了。

中国所有报纸和新闻媒体无不宣扬“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作为衡量每个人的尺子和行动指南，整个社会就被规划为革命与反革命两类人了。

按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攻击目标，以毛主席的初衷，是要“炮打司令部”，号召人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其矛头直接指向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

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块出生入死闹革命、打天下，他们错在哪里？人民也不可能知道的，人民只有一个信念，照伟大救星毛主席的话去做，准没错。以后，才听说，毛主席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是因为他们之间关于国家、人民的前途、命运、经济发展，认识不统一，产生了矛盾。

认识上的不统一，本该以党内民主制度，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解决，以实践加以论证，为啥要发动全国性大规模运动？搞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看来，民主一旦被扭曲，被利用，就成了发掘、打击对立面的手段了。

1967年5月19日，毛主席指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中央出修正主义。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和他视为不听话、向他提过意见的人，首先替他们定了性。看来毛主席亲自倡导党的“三大作风”，不能不说是假腥假意了，后来，这个指示又被野心家林彪和江青为首“四人帮”反党集团所利用。全国上下无不效仿，打倒、消灭不同政见者和他所视为不听话的人，人为地把大批干部以阶级敌人来打倒，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最大灾难和不幸。

人民对国家机器、对国家的领袖人物，总会有个势力范围，有人拥护，也有人反对的。是打倒，还是保卫，是摆在人们面前重要课题。正是如此，在以后的运动中，各地群众组织、派别斗争，发展，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群体。

1966年5月16日，毛主席更加明确地鼓动群众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是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而是要打倒一大批，人人都可能是睡在身边的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反革命了！

乖乖，这可是你死我活的大事，于是，全国人民的眼睛都瞪圆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大抓、深挖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成为时尚、游戏了，中华大地从此进入到无秩序的状态之中。

专制有序会酿成黑暗，混乱无序也会酿成黑暗。全国处在一片造反，夺权，揪斗，打倒，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黑暗的大混乱之中。

毛主席大加赞扬说：“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就是“造反有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把该要打倒的就打倒；要夺权的就把权夺下来；该管制的就管制起来的时代。

一从大地起风雷，

便有精生白骨堆。

毛主席的指示，给每个人展示灵魂的最佳机会，他们扛着红旗造反，打着红旗反红旗，名目繁多的造反派组织，揭竿而起，遍布全国。哪怕是一个人也可以拉一个山头，占山为王，树一面旗帜，“独一无二战斗队”。

造反是革命的象征；打、砸、抢是革命行动；杀人放火又被称之为革命的需要。整个社会陷入没有人性的，恐怖之中，

领袖支持造反派，造反派当然就是有恃无恐的主宰者，是神圣的了，而对待造反派的态度，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是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的分水岭；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不愿参加造反派，就是逍遥派，保皇派，反对派；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谁不让造反，反对造反，反对大乱，就是压制革命，就是反革命……

在那大革命的岁月里，每时每刻，各个领域，正确与错误、思想态度，站队站在那一边，人与人的划分、结合，就连感情也是用阶级、阶层、唯我这个标准划定的。整个社会陷入泯灭自己并不喜欢的千篇一律的工作，陷入了泯灭个性，扼杀才智的生活方式之中。

在那大革命岁月里，“红卫兵”，“造反派”的行动，是革命的象征；1966年8月1日，毛主席亲自写信表示祝贺，加以肯定，给予鼓励，信中说：“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祝贺。”

在那大革命岁月里，造反派有至高无尚的权利，可以随意惩罚，定罪于民，草菅人命；各种思潮发展到了登峰造极、没有人性的地步；他们以我划线，唯我独革，唯我独尊；他们人人都可以站出来泄私愤，打砸抢，没有了政府，无政府主义到了极点。

1967年，张春桥在上海掀起“一月革命风暴”，层层夺权，席卷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厂矿企业领导权迅速落入各级造反派手中，大批干部靠边，有的推上了灾难的深渊。

造反派的小兄弟们，所谓“出生入死”的铁哥们，在造反有“利”口号声中，毫无疑问地都当了官，掌握着政府、企业的领导权。开始了按自己意愿进行整顿、改造；对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企业的生产管理、规章制度，给予废除。

废除是远远不够的，是不触及灵魂的，毛主席指示说：“不破不立，破就是革命。”造反派说：规章制度是束缚人民群众的，是压制革命，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是管、卡、压。和他们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样，各级领导就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名，拉出去戴高帽子，游街，批斗，打倒，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一般干部是执行者，胁从者，送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红卫兵、造反派”们走在大街小巷上，以“破四旧，立四新”名义，看见不顺眼的人，遇见不顺心事，不要说男女之间有个亲近动作，就是谁穿的裤子（紧身或喇叭裤）不顺眼，谁理的头发看不惯（卷发），就视为阿飞流氓，立即采取“革命”行动，拉过去就批斗，挂牌子，坐“喷气式”，剪裤子，剃鬼头。那嚣张气焰比起恶霸、土匪有过之而不及。

家庭、兄弟姐妹、夫妻之间，观点=感情，派别=爱情。夫是一派观点，妻子是另一派观点，那你就是阶级敌人。